5月2日，在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守礼展示了一张最近在国内十分著名的照片。照片上，密密麻麻的铁栏杆把衡水二中的教学楼走廊封了起来，每层楼的外墙上都挂满了大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高考动员标语。衡水二中的孩子和亚投行行长女儿，“学霸女神”金刻羽之间的差距让人们再次想起一个话题——教育公平。
中国进入教育公平3.0时代
作者 | 赵玮雯
在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教育公平专题讨论会上，张守礼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教育公平3.0时期。建国初期人们关注的教育公平是阶级内的平等，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焦点转移到了分数面前的平等。而在张守礼看来，今天的中国教育正面临着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局面。
根据教育部统计，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已入学的小学生人数从1.3亿下降到了1亿，降幅为25.6%。而2013年的高考毛入学率已经上升到34.5%。与此同时，全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也在不断增加。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统计公告显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总量的4%。
讨论会上，大屏幕上的幻灯片跳到了下一张。那时著名的希望工程宣传照《我要上学》的主人公“大眼睛”女孩苏明娟长大之后坐在当时那张宣传照前的照片，她已经从大学毕业，进入银行工作。
“确实，我们从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由于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看不到那种大量失学、上不起学（的情况）。这个阶段确实过去了，”张守礼说。“但是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和当时短缺条件下（相比）更为复杂的挑战。”教育公平3.0要追求的是教育机会上实质性的平等，而它所面对的便是城乡差异、地域差异、阶层差异等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资金分布却并不均匀。从《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来看，在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一列，北京的数字约为2万元。但是当人们把目光从北京投向内地，湖北的该项数据则为4817.88元，而全国平均值为6128.99元。除了分配的不均匀之外，他说，“（这种资金投入方式）是非常低绩效的，伴随着大量的腐败行为。”
与城市生源相比，当高中生毕业准备进入大学时，农村生源的情况更不乐观。
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1985年北大的农村生源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8.9%，是历史最高值，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滑落至14.3%，此后，就一直维持在15%左右。虽然农村生源的高校录取率正在逐年升高，但是他们走进重点大学的机会与城市学生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2012年，中国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学生专项招生计划。根据财信网报道，2014年，政府报告中明确定出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的指标。但是，针对各个高校推出的农村考生单独招生计划，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员储朝晖在报道中说，这对于缩小优质高教资源受益者之间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作用不会很大”。
“中国现在的社会，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讲，变成了一个三元社会。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张守礼接着说道。伴随着这些流动人口的产生，教育领域开始出现两大边缘群体：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占全国儿童人口数量的13%。2014年，全国妇联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达6100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然而，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令人不解的是，农村学龄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儿童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情况仍然如此恶劣？
事实上，当学龄人口减少时，农村学校却正在已更快的速度消失。教育部发布的《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2011年，全国小学生数减少了14.34万人，减幅为0.14%，而小学学校数量减少1.62万所，减幅为5.96%。2012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
“造成这样的数字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十年的一个政策，就是大量撤并乡村学校，”讨论会上的另一位嘉宾，春桃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诗伯提到的是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这是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的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这一政策撤销了大量的农村中小学，将学生都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弄巧成拙的“撤点并校”引发了许多农村教育问题。
根据2012年国家审计署的调查，1185个县中，833个县的学校平均服务半径有所增大，初中和小学的服务半径分别增长26%、43%，平均达到8.34公里和4.23公里。西部的270各县的初中和小学，涨幅则分别达到了47%、59%，平均半径扩大至14.35公里和6.09公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对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思考》一文中写道，“在许多西部农村和山区，大量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就近入学的概念已被基本颠覆，学生上学路途远成为普遍现象，而校车和交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加大，导致了小学生辍学率的增加。初中生辍学率的增加原因更复杂。”
除了前几年频频发生的校车事故和辍学现象，学校太远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到农村寄宿制学校。低龄寄宿制虽然为孩子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自然的亲子关系的疏离却会给年幼的孩子造成很多生理和心理问题。
学校数量不断减少也就意味着每个班级要容纳的学生数量的增加。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中，以一所中学为例，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某初中，平均班额为120人，最大班额达到160人。当老师一次性面对上百学生，如何为每个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成长中所需的关心？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2012年，“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虽然政府停了下来，但农村的空心化还在继续，农村的青壮年仍然在不断涌向城市，而他们的孩子要么跟着他们进入城市变成流动儿童，要么待在老家成了留守儿童。
农村教育成果和城市之间的差距，除了经济因素和教育条件，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呢？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 罗泽尔带着他的乡村教育行动计划小组到了中国，试图找到答案。
“我觉得问题出在营养和健康上，”他在教育公平专题讨论会后的主题演讲中说道。“如果你把一个生病的孩子放到人大附小去，他也不会成功的。”
2013年，他和他的团队到了陕西南部的11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那里，他们给948名6个月到一岁大的婴儿做了健康测试。结果显示，一半的孩子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其中，四成的被测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知能力或者运动神经发育延缓。根据美国布鲁姆研究测定，如果以17岁少年的智力发育水平作为标准，算作100，那么8岁的儿童就已经有了80%的智力。而在对当地婴儿进行智商测试后，罗泽尔团队的预测结果却显示，大约一半的孩子长到8岁时，智商不会超过90。
智商水平是否还会随着年岁增长而继续变化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婴幼儿时期营养摄入不足对于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婴幼儿时期的这些孩子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补充。如果抛开教育资源的差异，当他们踏入学校，走进考场，和其他地区的同龄人一起接受同样标准的分数筛选时，脱颖而出的几率就已经低了许多。
在罗泽尔看来，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命运问题，或者中国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极大挑战。
“我认为现在还不是谈论是不是每个中国孩子都要上大学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中国孩子都应该上高中，”他说。“原因很简单，中国大陆的非技术工种薪资水平正在上涨。”
当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发时，制造业的人力成本逐渐提高，越来越多大型公司的工厂迁出中国，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寻找落脚点。那么让全国大多数青少年完成高中教育，拥有自主选择是否继续学习的权利和进一步深造的能力，才能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更加顺畅。当中国土地上的工厂慢慢减少，非技术工人就业越来越困难时，这些年轻人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看到中国教育公平的种种问题，民间教育也在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
张守礼认为中国民间教育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进化过程。最初的大部分教育公益组织所做的事情都是应试教育的补充和体制内的强化。“但是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从about education（帮忙）到real education（改变、创新、办真正的教育），”他说。“更多的民间教育组织开始尝试改变、创新，致力于办真正的教育。”
华德福教育、日日新学堂、“阅读改变中国”等都是民间推动教育进步的尝试。这些年，一些家长还开始尝试“在家上学”。
作为民间教育的一员，千千树教育公平伙伴联合创办人王甘在讨论会上谈到了他们为教育公平所做的努力。
千千树是一家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良好教育服务的社会企业，但是他们教的并不是孩子，而是那些要走进农村幼儿园课堂去教孩子的老师们。
2011年到2013年，随着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教育部数据显示，在农村已经新建幼儿园2.5万余所，改建3.4万余所，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4.6万余所。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也为教师提供了相应培训。
有了新的校舍和新的老师，课应该怎么上？这个问题引起了王甘的注意。她说，“这些老师有的也接受过培训，但是培训很多都是理论多于实践。这些理论在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农村幼儿班的时候变得并不适用了。”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从玩耍和动手活动中可以更快地学习，但是乡村幼儿园一般都无法提供适龄的教学娱乐资源和活动，所以一些幼儿园的教学就变得很像小学，”她说。“另一些（幼儿园）也只能保证孩子的个人安全，而不能提供好的学前教育。”
于是，千千树开始试图为农村幼儿园提供真正适合学前儿童的教学活动，也给幼教师们提供更适宜的培训。他们的网站上还有许多简短的培训视频和资料，从讲故事，到教音乐，从课程设计，到早教阅读。
讨论会上，她播放了一个视频，是他们培训的老师在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上课做活动。但是，那仍然是一个70人左右的大班。她说他们能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而大班额的问题是王甘和她的同事们所无法解决的。
“作为一个人类学毕业生，我进入幼教行业纯属个人原因。”1998年，王甘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想给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幼儿园，一番搜寻后，她发现公办园管得太死，而民办园过于注重认知学习。于是，在2001年，她创办自己的小橡树幼儿园。但是，她说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可以为农村的孩子做些什么。”
在小橡树幼儿园创办十年后的2011年，她又创办了千千树。在她的名片上写着这样两行字：“社会企业，谷雨千千树；致力于儿童成长和教育公平。”